"中国的出版制度并没有那么糟糕。" 这句话出自阎连科口中，实在让人感到意外。
被戏称为"被毙稿次数最多的中国作家"，在连续数部作品被点名批评后，阎连科最新一部描写一个村落通过权利、偷窃和性交易迅速发展成国际大都市的魔幻主义小说，在内地得以顺利出版，让很多人感到惊讶。出版前，连阎连科本人也没有十足把握。他直言，"《风雅颂》之后，我写《四书》等(作品）就已经彻底不想这个（能否出版的）问题了。"
不少人将此书得以在内地出版，视为国内审查制度转好的一个信号。
"他们想错了"，阎连科在2013年10月29日接受《南华早报中文网》专访时说，"大环境并没有变，书可以出版了，是因为出版界有很多有良知的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他认为，中国的审查体制一直存在较大的弹性。"审查是存在的，但今天的审查制度不再是什么都不可以写，而是什么都可以写的，作家可以选择要做什么样的写作。"
阎连科甚至认为，当下中国是最好的写作时代。"中国作家到了一个最好的写作时期。这不是说他的写作生态，而是说写作资源。而且你是可以选择的，这个选择不会像以前那样，一选就把你选进监狱去。"
选择的可能
阎连科无疑是内地作家中的一个异数。
在别人"向着光"写作或"借着光"写作的时候，阎连科说他要"穿透光明，走向黑暗"。批毛小说《为人民服务》，被视为是21世纪初中国大陆最具争议性的小说之一。他随后又撰写了抒写河南艾滋病的《丁庄梦》，以大跃进、大饥荒为背景的《四书》，视角都放在社会的最底层。
"全部的写作离不开河南的土地，离不开从小生长的村庄。这个村庄是你全部写作的最大的资本。"他澹然地说。
2012年，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真实而无奈的阎连科——他的作品蜚声国际，2005年以长篇小说《受活》分别获得第3届老舍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及第2届鼎钧双年文学奖鲁迅文学奖、2013年入围第五届布克国际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终选名单，可在国内，他窘迫不已：儿子因没入党遭遇壁垒、抱负难酬，新着作《四书》，内容敏感，在国内连遭20家出版社拒绝；就连在北京生活、创作的园子，也因"违建"，被拆除掉。
2012年4月，阎连科在美国纽约时报报业集团旗下《国际先驱导报》上,发表题为《丧家犬似的一年》 的评论文章，把2011年的生活形容为"一条没有光的隧道"，"漫长而黑暗"。
阎连科坦言，他不止一次考虑过离开北京、离开大陆，可是旧习难易。"我离开大陆就完全无法写作。"阎连科对《南华早报中文网》记者说，"这不光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说如果你真的热爱写作，你不会离开那片土地。我们很多流亡作家非常了不得，很有才华，但出去以后的写作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文化土壤和欧洲等其他地方是十分不一样的。今天的大陆三年两年就发生巨大的变化，你离开大陆五年，你知道的大陆的情况已经完全不是那样了。而且今天的大陆是可以选择（写什么）的，只是你有没有能力选择，有没有胆量选择。"
"我经历了十年的自我审查"
阎连科第一本被禁的小说，是《为人民服务》。广州《花城》首发后，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一改以往禁书用电话通知不留痕迹的做法，首次联合发文至全国县级以上单位。《为人民服务》成为开放以来享受北京书面禁令的第一本小说，也令阎连科成为中国最受争议、官方最不喜欢的作家。
但阎连科并不认为《为人民服务》是一部上乘的作品。"它并不具有代表性。"我在全世界范围内卖得最好的其实是《丁庄梦》。大家都以为是《为人民服务》，但其实大家都判断错了。
阎连科说这本小说的出炉，"纯粹是为了应付别人的约稿"。"它影响了我十年的写作。在这十年里，自己对自己的审查，到了十年后才醒悟过来，原来自己对自己审查了。不管《丁庄梦》在全世界多么受欢迎，我非常知道，如果我自己不对自己审查，我能够写的会比今天的《丁庄梦》好得多。"
"我也非常羡慕香港这种环境。可以有言论的自由，精神的自由，乃至对一个作家说想象的自由，但是在大陆，很多作家没有想象的自由，这不一定是因为制度，不一定是因为机制，而是自己对自己的约束。这是最可怕的。所以内地作家首先做的，是自己把自己的约束拿下来。"
新作《炸裂志》，阎连科是满意的。
这是一本用"神实主义"手法映射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及人的精神的"核裂变"的小说。《炸裂志》是炸裂市的市志，炸裂本是个自然村，与新中国一道经历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又经历土地集体化，建立农村合作社。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商业重新回到炸裂人的生活里。依靠村长孔明亮和妻子朱颖所搭建的权力、偷窃和性的脚手架，村庄在极短时间内，成为超级大都市，甚至被暗示变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可能。
"每个作家都在下一步作品中寻找新的突破。对一些读者来说，再也没有小说比这部更直接地面对当下的中国了。而对我本人而言，这本小说的最大变化是，它是被接受的。"
"中国人的内心，已复杂到文学无法把握的程度"
阎连科说，文学是不关心政治的，而是关心人心的。可当回到人心上谈论文学时，却会发现当下中国人心灵的复杂性已到了文学无法把握的地步。
阎连科回忆年幼时故乡村庄道路两旁满是参天的大树，现在已都不存在。都被村里青壮年偷伐掉换钱。但让他最为吃惊的是，连家族祖坟两旁的树木也被砍个清光。"这对一个中国人，一个河南人，一个农村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但居然没有任何人觉得为了挣钱，这有什么不合适。人心到了这个程度已经不可逆转。价值观已经非常认同这件事情，觉得它没有什么不对的。"
面对荒诞的现实，阎连科直言，文学没有能力改变社会现实，但文学有可能修正人心的偏差。"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就是面对如此扭曲的人心，给予一点点的校正，关注和批判。你不能指望教育、不能指望政策，也不能指望某位国家领导人对人心发出声音来。"
在阎连科眼里，在大陆创作文学的最特殊之处正在于此：人心到了文学无法把握的地步，而文学又不能不面对人心。 如何去写，写什么，在他看来，这才是当代作家需要回答的问题。
他说："任何作家都一定要去面对这改革开放三十年。你的回答不一定是正确的，但一定是最个人的，也是最真实的。"
(阎连科此行赴港，受邀于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2013年中国文学创作研究专题。南早中文感谢刘剑梅女士为采访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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