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我已经和施瓦布先生进行了一小时的讨论。今天又有机会和在座的200多位朋友，来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今天的讨论可以算是昨天讨论的继续。我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提问者，也愿意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我们此次年会确定"创新：势在必行"这样一个主题，希望从我们这个小会场迸发出更多的力量来感染整个大会和各个分会场。谢谢各位！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我们昨晚的对话主要集中在国际经济形势等方面，我想今天在座的企业家会有方方面面的问题想向您提问。
意大利埃尼集团董事长朱塞佩·里奇：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速逐渐放缓，这虽然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但同时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前景的担忧，对此您怎么看？
李克强：关于这个问题，明天我在达沃斯论坛年会发表演讲的时候将会进行比较详细的阐述。确实，因为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出现了放缓的情况，特别是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下行压力较大。但是，我们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在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同时，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统筹起来。可以说，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8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包括一些先行指标，像PMI、PPI、工业增加值、用电量、货运量等，都出现了回升向好的势头。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有一种选择就是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增加赤字，放松货币，这可能会起到短期效果，但是对长期未必有利。我们的选择是另外一种,就是保持定力，沉着应对，综合施策，精准发力。特别是突出释放改革的红利，激发市场的活力，着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使它们和稳增长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说这些举措目前已经见到成效。我不否认，未来我们在经济发展中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风险与挑战，但是，我们有克服困难的勇气，解决问题的智慧，更有13亿人民的勤劳。我们有能力，也有条件克服前进道路上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和挑战，实现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如果说，我们当前用的是"站稳脚跟"的力量，我们的思想和精力、眼光更是朝着前方,向着未来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中国要实现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有三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远未完成，内需尚有巨大的潜力，将会持续地释放，发展由东向西循序推进，中国有着巨大的回旋余地。第二，中国在发展中的确还存在着不少体制机制上的障碍，改革依然是我们未来发展最大的红利。潜力在一定意义上是由差距形成的，也可以说，差距就是潜力。我们通过释放改革红利会激发市场巨大的活力和长期发展的内生动力。第三，中国的经济结构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经济结构优化是我们的重大课题，也是发展的潜力所在。通过优化结构，我们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从而有利于增加人民的收入，刺激消费，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巨大的需求与动力。
正因为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面对严峻的挑战，权衡利弊，沉着冷静地采取既利当前更利长远的措施。谢谢！
美国铝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克劳斯·柯菲德：李总理，我想问一个关于中国就业市场的问题。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似乎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有大量的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企业很难招到高素质的员工。我想问您，对于这样的就业状况怎么看？中国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应对这种情况？
李克强：就业是每个政府都要面对的突出问题。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而最大的民生就是就业。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的劳动力总量都将在8亿以上。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首先面临的问题或压力还是要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借这个机会，我也想阐释一下，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都还会有人口红利。其次,中国面临的就业问题不仅有总量压力，还存在结构性矛盾。通俗地说，就是有岗位找不到合适的人，也有人找不到合适的岗位。这种结构性矛盾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可能还会更加突出。
为了促进就业，中国政府首先将会长期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而积极就业政策的前提是要稳增长，我们稳增长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保就业。第二，要持续地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因为服务业是就业最大的容纳器，而且我国目前服务业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同类发展中国家。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有评论说，亚洲国家的服务业比重平均已经超过了50%，而中国目前的服务业比重也就是40%多一点。第三，要发展与就业相适应的职业教育培训，使很多目前还在大学和中学学习的人未来都能够掌握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就业技能。特别是中国有大量的农民，还有2亿多农民工，我们会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农民工和农民的培训，使他们在城市、在现代农业发展中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岗位，使他们的素质与岗位的需求相一致。第四，要促进就业的社会公平。我们要推进就业中的机会平等，这是社会公正的一个基础，具有起点的意义。所以，我们既要推行机关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也要促进企业在用人制度方面的改革，公平公正地选择人才和员工。使更多的人乃至于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本事、自己的职业才能来获得相应的岗位、应有的报酬。有了公平的就业机会，人们就更愿意接受培训，接受继续教育，选择和市场相适应的专业就会更有动力，就会感觉到有希望。第五，要营造一种社会氛围，使就业人员转变就业观念，或者说形成一种适应就业需要的观念。中国传统文化就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说法。其实在每个领域，即使是看似很平凡的岗位，都可以作出不平凡的事。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大学生、研究生，也应该有这样的理念。另外，获得理想的职业、走到高的岗位往往也是从低层做起的。我并不想把"总理"和"农民"这两个岗位做贵贱之分。但是，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在几十年前我就是农民。当年我当农民的经历对我今天担任总理的职务受益匪浅。
我要感谢你的提问，我也希望在座的外国企业继续在中国投资，为中国的就业者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当然，我们是互利的，中国的企业也会走出去为贵国、为其他国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瑞士信贷集团董事会主席乌尔斯·罗纳：我们一直以来对您所采取的在中国进一步开放的政策感到鼓舞，比如之前您采取的取消贷款利率下限的措施。我的问题是关于中国金融市场方面的。我想了解中国新一届政府在进一步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时,如解决"影子银行"的问题,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中国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下的完全可兑换？在这方面有没有设定时间表？中国政府是打算采取逐步的、渐进的方式来推进有关领域的开放和改革，还是有其他的想法？
李克强：中国30多年的改革一直是渐进式、探索式的前进，我们也因此使中国经济，包括中国的金融业能够稳健、而又具有相当速度地向前发展。中国经济改革必然要包含金融改革。我们推进金融改革的决心是坚定的。首先,我们将继续推进利率的市场化。刚才你提到了我们取消了贷款利率的下限，这只是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一步，还会继续往前走。其次，我们还将推进资本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因为中国整体来讲间接融资比重较高，融资的渠道还不够丰富。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推进这方面改革。如前不久我们推出了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的措施。第三，我们还要继续推进金融领域的对内对外开放。比如，我们正在进行村镇银行的试点。同时，我们也会继续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兑换。目前，我们已经发展了人民币的离岸业务，还会有更多的选择。当然，改革的进程要与中国经济的实力、金融体系的成熟程度和我们的监管能力相匹配。
前不久我访问了瑞士，瑞士的金融界向我发出了一个比较动听的声音，就是希望在瑞士发展人民币的离岸业务，乃至成为人民币离岸业务的中心。这个建议我们会认真考虑。当然，这也要一步一步地进行。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改革当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防范金融风险。我们在不断推进监管体系的完善，使它更加科学、规范和有效。而且，我们也正在研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把防范风险的工作做到位了，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就会进一步加快。谢谢！
美国杜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艾伦：自从中国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在多个场合都强调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在您看来，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挑战和重点是什么？您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景怎么看？
李克强：30多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得益于改革。未来中国要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还必须依靠改革。首先，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就是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去做，社会可以做好的就让社会去做，政府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激发更大的活力，这样才能形成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本届政府成立以后，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取消和下放中央政府部门管理的若干审批事项，放给市场或交给地方。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已经在这半年之内取消和下放了200多项，这实际上既是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也是触动部门利益的事情。很多政府部门手里没有审批权了，交给了市场，也就是减少了"寻租"的机会。我们还放宽了一些行业包括服务业对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准入，推进了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的发展。这些虽然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但是，我讲过我们会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第二，我们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该放的权要放到位，该管的事还要管好。主要是应该让各类所有制企业在市场上有个平等竞争的机会和条件。那些侵犯知识产权、搞假冒伪劣的，实际上是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要毫不犹豫地予以打击。随着政府加大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事中、事后监管力度，我们的市场会更加开放，许多前置审批就可以大量减少甚至取消。我相信在座各位企业家都是愿意公平竞争的。那些侵犯知识产权、搞假冒伪劣的行为，实际上是对诚实守信企业的不公平，政府要营造的就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最后我还要讲一下，因为我们改革的目的是想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改革的成果，所以，不用我提醒，在座的都是大企业，都有为社会尽责任的意识，政府可以和愿为社会尽责任的企业共同帮助困难的人群，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让他们能够不断提高生活品质。谢谢！
波士顿咨询集团总裁兼全球首席执行官里奇·塞莱：大量的优秀中国企业已经通过在海外设立分公司，或者是海外并购进入了国际市场。我想问，中国政府对于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还将有哪些进一步的政策支持？
李克强：你讲到中国政府要支持企业到海外去并购，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所以，我一定要说一下，中国政府历来是"双策并举"，叫做"走出去"和"引进来"并举。事实上也是如此。累计到去年底，中国向海外投资5000多亿美元，而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几倍于这个数字。经济全球化是必然趋势，我们鼓励中国有实力、有信誉的企业"走出去"，不仅对自身有利，对世界有利，对大家都有利。对中国政府来说，要进一步放宽企业"走出去"的条件。前面我讲到了减少审批，我们可以减少对有实力又有信誉的企业到海外投资的审批事项，或者是放宽审批额度。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不愿意有一些投资的炒作者把外资突然大规模地撤走。我相信中国不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中国是一个有长期稳定投资回报的地方。同时，我们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兑换，像刚才瑞士朋友所期望的。这有利于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参与并购或收购。我们也欢迎外国的企业到中国来并购、收购。另外，我们要求中国的企业熟悉对方的市场，了解并遵守投资所在国的法律。对外投资也会经过对方必要的安全审查，这作为每一个国家的法律存在，是无可非议的。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中国不会威胁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希望被投资所在国认同，能够为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并购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和便利条件。中国政府也将一如既往地为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创业条件。请你们发挥优势，多组织各国企业到中国投资。谢谢！
日本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会主席小岛顺彦：我的问题是关于环境方面的。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问题，而且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整治环境污染。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已经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似乎看来中国很难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中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治理环境问题？
李克强：中国30多年的改革发展，可以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工业化走过的路。所以，环境问题在短时间内集中地在中国反映出来，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如果我们要总结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历史，确实可以用"先污染后治理"来形容。中国现在凸显的一些污染问题也确实和粗放的发展方式有关。我想说的是，中国不愿意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为我们过去的绿水青山是祖宗留下的，未来美丽的环境是子孙后代应当享受的，当代人要有责任感。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基本国情，除了人口多，还有就是环境承载能力脆弱，我们用世界上不到9%的耕地养活了20%左右的人口。我们的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没有能力去继续走高投入、高排放乃至于高污染的路子。实现现代化是中国13亿人的共同意志和强烈愿望，不可逆转。但是，我们必须"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所以，中国政府要坚定走绿色发展道路的理念，要铁腕出击来整治污染，努力不再欠"新账"，并且要多还"老账"。我们要从直接影响人的健康的大气、水、土壤污染入手，加大整治的力度，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在座的许多朋友可能经历过今年年初中国北京发生的雾霾。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决定要打一场攻坚战。今后一段时间内，要在京津冀鲁地区减少8000万吨煤的消耗，因为它是污染源之一。我这里只是举个例子。
同时，我们要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服务业。节能环保产业在中国是一个大市场，它既可以改善环境的质量，又可以为各国企业家在中国创新发展提供巨大的商机。我相信，在座的诸多企业家所拥有的技术很多都是节能环保的，在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我们愿意和你们开展技术合作，也愿意购买在中国市场有竞争力的节能环保产品。当然，我们更希望这些产品能够适合当地的需求，当地化生产可能是一条捷径。这完全取决于企业的自愿。我们会更加努力地保护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我也希望在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在向中国中西部投资的时候，要注意保护那里脆弱的生态环境，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我们要在全社会倡导节约、绿色、低碳发展。走一条新路需要有新的理念，要有新的生产方式，也要有新的生活方式。
施瓦布：感谢李克强总理回答提问并介绍中国有关方面的政策措施。相信在明天的开幕式上，李总理的演讲还会进一步回答大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