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3日星期日

南华早报: 中产阶级不会形成反政府力量

香港南华早报 -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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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不会形成反政府力量
Nov 3rd 2013, 00:45

中国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令人充满了期待。自2002年以来,中共就有这样一个想法:到2050年把中产阶级扩大到总人口的半数以上,以鼓励消费,确保社会稳定。

对中国城镇人口来说,中产阶级增多预示经济将更加繁荣。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中国中产阶级日益壮大能够产生需求;另外,基於此类人士对欧美社会历史的理解,有可能推动中国实现民主。

过去20年,中国以外地区普遍存在一个共同看法:经济增长丶中产阶级壮大以及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将令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民主。众所周知,民主国家不会相互敌视,因此民主的中国意味着中国崛起所构成的「威胁」会较少。

中国的威胁确实可能消失,但这与中产阶级崛起关系不大。外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联想,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中产阶级的不同含义,而这些含义之间可能并没有共同点。其次,无论中产阶级的概念如何,实际上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仍然很小。最後但绝非最次要的一点是,中国的社会政治经历与欧洲和北美不同。中国中产阶级崛起於国有部门,而且仍是国有部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难以与欧洲或北美的资产阶级划上等号,但外界却经常把两者混为一谈。

在不同时期,中产阶级的含义各不相同。尽管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丶专业和管理阶层丶有闲阶级和富裕阶层明显互相重叠,但并不应该认为他们互相等同。

中产阶级会推动社会民主化的理论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美国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对欧洲社会和政治变更做出的解读,其中心思想就是着名的「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另一个是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理论,认为复杂社会产生的中产阶级追求政治多元化。

而近代的社会科学家一般认为,先进工业社会的中产阶级,社会地位来自其技能丶知识和经验,与拥有或控制经济财富的统治阶级及依赖体力劳动的社会底层形成对比。

与表面看起来相反的是,中国既不是特别先进的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尽管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令世人瞩目,但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3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仍只有9300美元,而美英分别为50700美元和37500美元。中国2013年人均GDP约与1989年苏联经济最好的时期(9211美元)处於同一级别。

中国的发展模式虽带有资本主义特徵,但却并非资本主义制度。自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不断改革,既有再分配经济(redistributive economy)的特点,也具备市场经济的元素。中国城镇经济中,市场化经济领域规模庞大,且在不断增长,市场力量已影响到公共行业的运作。不过,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和再分配经济仍占据政治优势。

如今,中国国有经济部门产值只占GDP的25%左右,但其馀产值并不如一般所想般全部来自民营经济。中国确有一些民营企业,但大多数企业属於公私合营,即便GDP贡献率达到15%的外商投资企业也大多是合营。而且,就算不考虑公私合营企业,那些注册为私人公司的企业中,也有25%实际上由国有母公司控制。

中国当然有财富新贵,但比一般认为的少得多。2012年,中国约有212位亿万富豪(以美元计算)和大约100多万百万富翁。有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家占中国总劳动人口的1.3%,个体户占9.5%。

民营企业家与个体户的差别主要在於经营规模:後者最多可聘请8人,超过这个范围就被视为民营企业。大多数个体户还称不上是企业主,主要是为自己打工,多是小店主丶摊主丶商贩以及诸如此类。就算许多人被认定为民营企业家,实际上只是经营很小的公司,只属非正规经济的一部分。

企业家与专业和管理人士组成的中产阶级表面上非常相似,这主要是因为前者大部分曾经属於後者。多次调查已经证明,约三分之二的民营企业家曾在国有部门任职,而且约五分之一曾在政府或党内担任领导职位。

如今,大部分专业和管理人士仍像过去一样在党内和政府工作,除了党政部门外,也进入卫生丶教育和福利等领域。随着经济规模扩大,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的管理岗位,中产阶级势必已经增加,但国家的核心作用制约了中产阶级进一步增长,因此中产阶层规模目前仍然相对较小,仅占劳动人口的约12%。

由企业家丶专业和管理人士组成的中产阶级多来自国有部门,与政府关系密切,但尽管如此,政府仍已采取措施确保他们的忠诚度。大约四成企业家是中共党员,而且大部分通过其他方式参与政治活动,如加入代表机构丶加入地方政府下属的各类协会等。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是商人将之视为明智的商业手法。

在国有部门任职的专业和管理人士仍可享受终身雇佣制度,未有遵循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措施。此外,这些人士购买公房还能享有补贴,是90年代中期以来住房私有化的主要受益者。

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反覆研究说明,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不仅缺少反对派,而且在困难条件下,中国国有控制的方式还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每当出现批评,就会有人呼吁提高当前制度的效率丶改善社会公义,绝非要求政权更替。

古德曼(David Goodman)是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丶南京大学教授,与柯托托(Beatriz Carillo)合着有《China's Peasants and Workers: Changing Class Identities》(中国农民和工人:变化中的阶级身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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