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5日星期六

南华早报: 贺卫方港演讲:有生之年能看到宪政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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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港演讲:有生之年能看到宪政民主中国
Oct 5th 2013, 09:47

内地知名法学教授贺卫方10月4日在港发表演讲,回溯中国宪政之路,称中国走向宪政缺乏固定的社会结构及对中央的有效控制两样先天要素,但表示权力的专业化发展或许是一条出路。

贺卫方此次演讲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圆形广场进行。主办方表示,演讲吸引了超过1500名听众来到现场。广场上除了应届中大学生,还有往届及不少社会人士参与。圆形广场座位被坐满,连广场地面、斜坡都坐满人。讲座由占领中环发起人之一、中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建民教授主持。

贺卫方在演讲当日称,走向宪政,中国需要结合自身的社会基因。中国有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一时半载没法完全改变,但相信社会改变的动力来自每个人观念的改变,而内地民众的观念确实在加速变化,如对私权的捍卫等。

贺卫方称,30年前看内地和香港,是完全不一样的社会;但现在再看,已经没有那么大差别了,不知不觉中中国社会已经在改变。

"现在很多人对于中国实行宪政很悲观,但我不是这样看,"贺卫方说,"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宪政民主的中国。"

中国社会结构并不利于宪政发生

在演讲一开始,贺卫方笑称来到香港后,终于可以发微博,公告来港做演讲的讯息而无需担心影响签证。他随即抛出自己思考多年一个问题:社会构造如何影响中国宪政。结合古罗马司法发展的历史,他认为古罗马的社会构造产生出固定的阶级,阶级间明显的界限有利于宪政的发生。

贺卫方认为,阶级冲突和阶级矛盾是西方宪政得以产生的原因。但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差异,本身就缺乏阶级固化的原素。

他以科举制度为例。以考试的方式完成政治权力的分配,决定了社会上下流动的剧烈性,但也决定了中国无法形成稳定阶级间的自我认同感,致使社会原子化,无法有效地进行利益及观念的整合及清晰划分。

北京堵车与中央集权有关

在谈到中国​​与邻国日本在宪政道路上的差异时,贺卫表示中国一直没有良好的地方自治,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废除了通过血缘来传递阶层权力,马上衔接到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之中,通过选举来决定权力的分配。但在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国政体,没有地方能够真正实现自治。

贺卫方说,除在少数民族地区启用进贡的形式任命土官外,制度的常规是用流官,跨省地治理我们的社会,导致完全没办法产生一种强大的地方力量跟中央抗衡。

他说,即便是北京的堵车都与中央集权有关。 "首都堵车的国家多半是因为政治上的专制。因为中央集权,中央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北京,大家都到北京来,所有的资源都到北京寻找,自然会堵得一塌糊涂。"

权力需要专业化

贺卫方在演讲中解释称,由于中国历来缺乏固话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高度流动,又没有地方力量可与中央抗衡,中国的宪政道路还有一种可能:官​​员能否在行驶权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知识。

贺卫方表示,这种高度专业化的知识,能够排斥外部权力的干预,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调整路数。

他举例称,如法律知识的支持,法律系统出身的官员可以逐渐发展出专业的知识,利用这些知识加固对私权的严格定义和保障,最终制约政府的权力,让政府逐渐服从这一套专业规范。贺卫方表示,他近年来一直试图论证,专业化知识越是严格地得到尊重和遵守的地方,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就越能得到保障。

但他提出,应警惕中国当下的反专业化趋势。 "高层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员专业化有所排斥。让专业化没有办法按自己的逻辑去运行,于是政府间的相互制约,通过司法权力去抗衡专制权力的可能性就会减少。"

花絮:

贺卫方此次香江演讲过程长达两个多小时,期间掌声不断。对于中国宪政之路,贺卫方分享了不少通俗的段子:

谈官本位:

中国人都觉得要当官,当官了才算真正有出息。但香港媒体老是坏事,常说什么"政治新星",一说上面就盯紧了,就上不去了。

谈治堵:

我这次来到香港,很羡慕香港的交通,那么远的距离一会儿就到了。我在北京就老堵车,堵得人想死。以前是堵两回,早高峰堵一回,晚高峰堵一回。后来北京决定花大力气治堵,就变成只堵一回:从早堵到晚。

谈国民党:

我们家乡有一个笑话,有两个演员扮演国民党士兵,在我们农村那见到个老头,就想去捉弄一下,对着老头大声喊:"老头,干什么呢"。老头一抬起头,直呼"你们可回来了!"。居然盼着国民党回来,这是个大问题。

谈日本:

在日本,你若是个工匠,就得好好地当工匠,你不要再想别的事儿,不要说什么"我的日本梦",你没有这个梦,没有办法做工匠之外的事儿,那你就得当工匠之魂。

谈七不讲:

我所在的北京大学,现在都还没传达"七不讲",所以我们七个都讲。

谈日本天皇:

我看一本书特别想买,叫《天皇不亲政历史》。在日本,天皇是不做事的,现在的天皇就是个特别厉害的动物学家,观察鱼类特别厉害,在《科学》、《自然》这些杂志都发表过天皇的论著。我有一次问我的朋友,天皇平日没事可不可以去大学里兼职做个动物学教授,我的日本朋友盯着我愤怒地说,天皇是专职;我问专职做什么?他说,专职什么都不做。

谈暴君:

中国历代社会总是出现周期性的革命,但那个君主也怪,确实坏人也多,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历代君主,都是暴君,以至于大家推翻成瘾了,过一段时间就觉得看来这个也气数已尽了。

谈包公:

中国从前的官员他什么事情都做,像包公这样的官员,如果放到现在,他相当于开封市市委书记,又相当于开封市法院院长,还相当于开封市政法委书记,还相当于开封市人大主任,还相当于开封市妇联主席。

贺卫方此次演讲部分内容录音:https://soundcloud.com/scmpchinese/hwf001-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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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早报: 南早专访贺卫方:宪政让国家政权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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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早专访贺卫方:宪政让国家政权更有力量
Oct 5th 2013, 01:37

内地知名法学学者贺卫方昨日来港演讲,题为"中国宪政之路",期间接受了《南华早报》记者专访。他在访问中指出,宪政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维护,看上去像是削弱了党的权力,但实际上将帮助其更好地统治这个国家。官员们也未能理解,社会稳定、市场经济和对腐败的遏制都与法治直接相关。

在此专访中,贺卫方也对宪政在中国的巨大作用、中央高层对宪政的理解、中国式宪政如何落实、占领中环等做出回应。

宪政将帮助政府更好地统治国家

在被问及如何理解宪政在中国的作用时,他说,遵守宪法将帮助政府更好地管理这个国家,但很多高层领导并没有看到这一点。

他遗憾地指出,官员们对宪政的理解与学者对宪政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官员们似乎还并不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宪政。还想通过牺牲民众利益来维持社会稳定。宪政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维护,看上去像是削弱了党的权力,但实际上将帮助其更好地统治这个国家。官员们也未能理解,社会稳定、市场经济和对腐败的遏制都与法治直接相关。没有媒体自由、司法独立,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在回答宪政与当前中国政府的管理模式是否存在冲突时,他回答,政府官员们至今依赖一种过时的思维在统治这个国家,并且很难转换到新的管理思维上。政府应该把过去的历史错误真实地告诉人民,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经验。共产主义教条将无可避免地导致奴役,因为它夺去了人民自由思考和表达的权利。这些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对活动家的打击令许多人失望

他对当下宪政在中国的发展并不乐观。他说,自由派学者早前对习抱有很高期望,但随着他对活动家的打击,许多人开始失望。但压制人民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权利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甚至革命。我当然不希望看到中国走向革命,而希望能通过更和平的方式改革。但有时候和平的方式很难完全达到你想要那样。

他认为中国式宪政落实的方式应该是政府应该逐渐减少对社会的干预,从减少对法庭的干预开始。党跟政府的分界也应更为明晰。对劳工组织及社会机构放权,不再垄断社会资源并允许更多新闻自由。高层领导需要知道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应该往这上面靠,否则国家未来毫无希望。

在被问及如何理解富国强兵和人民权力间的矛盾时,贺卫方强调,"富国强兵并不是说让我们的政府在我们面前可以无所不为地干预我们的生活、减少我们的自由"。往往越尊重本国权利的政府,越能够获得人民的衷心拥戴,同时对外的时候非常强有力。

 为什么汉奸特别多

 贺卫方说:"我常常想我们国家过去为什么汉奸特别多,我觉得这可能是跟本国的政府经常让人民愤怒、不满,不让国家人民对政府进行抗争的国家,人民就会想没准换一个会好一点。所以国家强大、富国强兵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对人民权利的高度尊重,对人民权利的无微不至的保障,没有把正义送到人民家门口的这种努力,我相信这样的政府,人民不会热爱。而当自己的人民都不热爱,都不尊重自己的政府的时候,这个国家不可能有力量"。

他再强调,宪政有时候常常感觉对政府权力进行了严厉的限制,看上去似乎在弱化政府,但其实只有拥抱宪政的政府才拥有对人民的高度动员能力。

 在被问及杀死城管的小贩夏俊峰日前被判处死刑的事情时,他说,作为内地几个少数坚决反对死刑的学者。 "这个要讲起来很长,但有一点:越是容易出错的政权,越应该废除死刑"。他相信内地民众对废除死刑也越来越宽容了。香港也已废除死刑多年,但港人走在路上也不会惴惴不安。

 贺卫方也对占领中环发表了看法。他说,要一个学法律出身的人,明确地支持通过违反某种法律的方式去实现诉求总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但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时候,人们通过违法的方式和平地提出诉求,这种和平的方式确实违反了法律,但却最终促进了法律的发展。

 他说:"我站在一个大陆来的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我觉得大陆政府更应该反思。为什么会让香港,包括法学教授,最后不得不发起这样的抗议活动?为什么说传统的抗议活动都已失效了?"

不要让新加坡式的民主重演

 贺卫方期望大陆政府对这种民主的诉求报以极大的支持,"恨不得香港政府早点普选,并且设计出合理的制度,不要让新加坡式的民主重演,(新加坡)看上去多党制,实际上还是一党制。我们(如果)能让香港人民在前面走、探索,看在六七百万人的社会中进行民主试验,这过程中间出现了哪些问题,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大陆也可以把香港看着做一个很好的标尺,去推动大陆的民主试验发展。"

 他说:"香港的许多民众认为大陆就是抵制民主的,反民主的,形成这样一种印象,我觉得是最让人感到遗憾的。"

 对于大陆人民,贺卫方说:"我们都应该想方设法地影响我们的政府,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一种更加积极的对策。让香港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台湾作为中国人的民主社会就做得非常好。我认为,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地方的民主转型像台湾那么成功过。多么理性、多么有序、多么高的政治参与度,那些认为中国人无法搞民主的人士完全没有道理的。况且香港还有很好的制度背景——健全的司法制度,发生了纠纷可以通过司法解决问题,司法在一定程度上什至可以逐渐赋予香港法院constitutional review(违宪审查)的权力,对基本法的含义由香港本地法院作出解释,而不是由中央的立法机关做出解释。这将逐渐使得香港民主非常健全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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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早报: 上海自贸区雷声大雨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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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雷声大雨点小
Oct 4th 2013, 23:52

上海自贸区日前成立,自贸区的概念令人无比雀跃,认为有助加快中国结构改革丶资本账户可兑换及人民币国际化。这确是向深化改革迈进一步,然而,市场反应热烈之馀,却无人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到底自贸区的各个持份者能否相容?这问题至关重要,将决定自贸区能否深化中国的结构改革。只有当这个问题得到解决,自贸区才可以在改革进程中起到重大作用。为保持国家体系稳定,中期内资金将不能在自贸区之间自由流动,而投资和营商机遇都只限於各个自贸区内。

前海丶昆山及上海都已成为自贸区,其後北京丶天津丶南沙及横琴也将加入。自贸区可说是中国经济特区的「表亲」。中国在八十年代初设立了多个经济特区,开展经济改革,给予外商(其後也包括国内公司)税务优惠及支援政策,并引入市场机制,让他们制造并出口货品。这些企业成功地将中国改造成世界工厂。今日自贸区的重点在於商贸与金融,自然是推进价值链丶升级经济改革的一步。

从政策角度看,中央利用经济特区,通过私营企业让人民富起来,从而为八九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建立政治及民意支持。历经30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增长已露疲态,中央试图复制经济特区的成就,创立多个自贸区以重振经济活力。然而事情不会如30年前般简单,当时激励相容并不成问题。

当年,经济特区各持份者包括中央政府丶地方政府及经济单位,他们推动经济改革的诱因是一致的。经济改革开始以来,中国追求供应扩张的发展模式,以建设及制造为先,并假设需求会随之而来。再加上全球化,各经济特区推动所有持份者专注於生产,并通过出口扩展中国的总需求,由此致富。

1989年天安门事件後,中央和民间达成默契,着力发展经济。直到最近,大多数国人对中央领导人都充满信心,并接受1989年後的默契:即不去质疑一党专政,换取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如今情况已经改变,导致这种默契破裂。首先,当国家越富有,收入和财富不均的情况越发严重,令社会最底层意识到,他们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除了因为贪腐及地方官僚主义作祟,高级领导人的政策也是原因所在。其次,富人和知识分子对政治及改革进程更感兴趣,以保障或争取自身利益,甚至参与经济改革洐生的寻租活动。

换言之,激励不相容(incentive incompatibility)的情况已经产生,并成为自贸区的严重问题。首先,很多因支持经济改革而致富的既得利益集团如今反对深化改革,因为推进改革将减损他们的寻租机会。其次,知识分子意识到已经无法在社会阶梯上继续爬升,靠个人努力所得的提升,可以被为所欲为的权贵阶层褫夺。因此,很多知识分子怀疑深化改革只会为权贵阶层带来更多利益,因此转而反对改革。

这些自贸区的焦点在於金融及商贸。由於流动资本可以轻易携带,不若固定资产难以搬动,因此这些行业都较制造业更具流动性。基於此原因,自贸区将出现激励不相容的严重问题,令当局几乎不可能加快人民币可兑换及资本账户自由化,否则体系将出现不稳。为何会这样呢?

在经济特区内,所有持份者都有共同的经济诱因,以一股活力向前迈进;但自贸区持份者的诱因却各不相同:中央希望深化改革,这难免将包括开放资本账户及人民币完全可兑换。但地方政府及许多既得利益集团抵制改革,以确保其利益不受损,并将短期利益最大化。而民众则希望加强政府问责丶财富分配更平均,知识分子对此尤其寄予厚望。各人的期待互相矛盾,有人或会因此往其他地区寻求机遇,或规避金融限制措施及其他相关问题,令自贸区有可能出现资本外流。

中央期望允许自贸区实行人民币可兑换及资本账户自由化後,自贸区之间的资金可以灵活流动,但可能出现的资本外流将成为中央实现目标的最大障碍。因为若其他地区的资金可以自由进入自贸区,中国实际上就等於开放了资本账户,由此蒙受资本大规模外流的风险。

 中国高价报关进口(import-over-invoicing)的问题恶化,一旦资金闸门大开,很有可能推动资金外流。所谓高价报关进口,即国内进口商故意大幅提高部分进口货物价格,後向海关高价报关进口,借此将资本汇往国外,国外出口商则将多收的差额存入进口商的国外账户。以官方数据计算,笔者估计中国高价报关进口的数字逐年增加,2010年增幅尤甚,反映资本外流的动力增加。

但直至最近,流入中国的热钱也愈来愈多。这两组数字并不一定相互矛盾,因为它们由不同的诱因推动:一是国内人士希望将资金汇出国外(高价报关问题),另一是外资希望进入中国(热钱流入问题)。汇出和汇入资本的是两种不同的人,他们对中国投资环境的看法迥异。此外,高价报关问题持续深化,但每年热钱流入情况均有波动。

 因此,中国封闭资本账户,阻止了资本外流。这也是为何中央可能将涉及自由兑换的金融活动限制在自贸区内,以免造成资本外流。自贸区持份者之间的激励不相容问题引发了此漏洞,故此要为金融机构在自贸区的活动设定规则并不容易。为万全起见,中国很可能严格维持这种不对称的资本控制:对流入资本的控制将较外流资本的管控宽松得多。

做人要实际。诱因问题一日未解决,自贸区就不可能推动中国大幅进行结构改革,而是可能成为境内人民币可兑换及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有限试验场。这种做法是为了将资本大规模外流的可能性减至最低,以免导致中国金融系统不稳。

罗念慈是海富通资产管理(香港)总裁

‧中国平安资产管理(香港)海外投资总监

‧英国西敏公爵私人资产管理基金Grosvenor亚太研究部主管

‧渣打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师和策略师

‧香港汇丰银行大中国区研究董事

‧加拿大财政部经济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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