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9日星期六

南华早报: 广西贵港枪击案后续:死者家属接受政府先代赔7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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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贵港枪击案后续:死者家属接受政府先代赔70万
Nov 9th 2013, 10:47

(南早中文网讯)广西贵港市"10▪28"醉酒警察枪杀枪伤市民一案,当地政府提出先行赔偿,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协商,家属先拒绝后接受赔偿方案并签订协议,赔偿金额为70余万元人民币。

有律师称政府做法合法合理,但不能与犯罪嫌疑人责任混淆,需做好追偿工作,不浪费纳税人金钱。

10月28日,醉酒警察胡某在贵港市平南县大鹏镇一家螺狮粉店开枪,致怀有5个月身孕的女店主吴英死亡,其丈夫蔡世勇受伤。犯罪嫌疑人胡某已被公安机关逮捕。

内地传媒综合报道,枪击案发生后,10月31日,贵港市平南县当地政府曾与吴英的家属商议先行赔偿问题。据蔡世勇的姐夫赖先生表示,家属不清楚赔偿标准和依据,也没有相关专业知识,政府对他们说赔偿方案是咨询过律师的,但不让家属单独找律师。

11月1日,政府提出的赔偿金额为70多万人民币,包括对死者的赔偿金、吴英与蔡世勇两个女儿的抚养费等,但家属没有同意。赖先生说,"两个孩子太小,老人也得赡养,死者也需要一个体面的目的,而我小舅子伤到锁骨,以后会不会有影响都不好说"。

2日晚,家属称,政府已通知周二(5日)进行再次协商。赖先生称,"我们就希望有一个公正的结果"。当晚,平南县政府方面表示,赔偿金额未定,会与家属就细节继续协商。

但政府用公帑代为赔偿的做法受到社会质疑。

据报道,11月3日,贵港市副市长、平南县委书记黄星荣解释称,虽然是"谁杀人谁赔偿",但考虑到诉讼时间较长,为了尽快让受害者得到补偿,计划由政府出面现行支付,事后再由犯罪嫌疑人偿还政府。根据有关规定,赔偿总额初步方案是70多万元人民币。

11月8日下午,蔡世勇的姐姐蔡女士透露,家人不愿再为赔偿金问题牵扯太多精力,已经接受政府此前提出的方案,赔偿金额70万余元。在场家属已经在协议上签字确认。

蔡女士也明确表示,家属只希望开枪者能够得到最严厉的惩罚。

全国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委员张树国律师认为,犯罪嫌疑人胡某除了要承担刑事责任,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同时,其供职的机关也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张律师称,当地政府积极给家属一定赔偿,既合法,也体现行政机关知错认错、积极善后的态度。但政府赔偿并不能免除胡某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两者不能混淆。

张律师指出,政府在依照协议支付相关赔偿后,要做好对犯罪嫌疑人追偿的工作,避免滥用纳税人的钱。

此前,当地警方曾确认犯罪嫌疑人胡某带枪系因正在执行公务,也有大陆媒体报道指,胡某系当地公安局的刑警,但案发至今,当地警方未有对外公布胡某的明确身份信息,胡某也未被正式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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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早报: 中国足坛腐败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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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坛腐败怎改革?
Nov 9th 2013, 01:29

11月9日广州将举行恒大和韩国首尔FC第二回合亚冠决赛,内地足球迷莫不期朌恒大出期制胜,为国添光。与此同时,面对新领导层反贪新政,球迷也在拷问:中国足坛腐怎样改革?一个健康的球坛,是球迷的中国梦也。

中国在东亚赛上成绩糟糕,尤其当国足1:5惨败于泰国球队,卡马乔被足协解约等风波,让难得平静的足协再次陷入口诛笔伐的纷论当中。想起两年前著名的中国足坛反赌扫黑案,原以为足球在彻底更换领导后可以逐渐走上正轨。然而今天看来,中国足球的改革仍然没有找到出路。

在其他项目工作出色的领导们到了足协便毫无能耐,为官清风的官员们到了足协也渐变为腐败,足协这个衙门似乎有种特殊的能量,让人难以捉摸、甚至恐惧。其实中国足球的现有体制才是真正的疾症所在。政企不分和权力集中是造成目前局面的重要原因。

首先,政企不分造成的产权不清等诸多问题。作为管理全国足球事务事​​业单位的足球管理中心和民间组织的足协是由一套班子组成,也就是说行政人员参与到市场经营当中,显然已经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由此产生的问责机制不明确也为腐败和渎职提供了可能。

其次,权力过于集中。权力集约化的​​足球管理使政策的制定脱离了其应有的规律,尤其是当官员们以仕途发展为目标时,所谓的足球长远发展也就不再重要。全国性的足球事务仅是由几个不懂足球发展规律的官员们定夺,而他们所关心的是自己仕途发展和任期内的政绩,却忽视了对长远健康的足球发展规划。我们需要有智慧的人推动足球改革,但是在漫长的道路上,我们更需要从体制改革上迈出第一步。

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想让足球能够摆脱弊病的滋扰,能够有一个良性的发展平台,我想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

1. 从管办分离开始。国内的企业逐步走向市场化,欧美的职业联盟也都是市场化的运作。因此足球的改革首先要将经营权剥离出来放置于市场中。只有做到政企分离,让经营者最优的配置资源、自负盈亏,才能从根本上剔除腐败的根源,刺激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只要经营者有了市场竞争的压力,他们会采取措施来运营整个联赛和球队。把市场的蛋糕做大,让参与者都能分到更多的蛋糕将会成为一种现代商业的激励机制。这样不仅可以为国家队的输送人才,而且可以健康地推动足球职业市场的良性发展。

2.足协权力​​ 逐步民主化。具有官方背景的足协的权力过于集中,上级任命的官员难以对足球发展有稳定的长期规划,因为急功近利的饮鸩止渴行为只会让足球发展进入糟糕的恶性循环。在改革过程中,可以尝试将足协权力进一步民主化,组建由多位足球专业人士参与的综合委员会,集体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出谋划策,并承担相应的责任。集体问责制可以避免一言堂,可以从长远的眼光为足球发展制定可持续的改革之路。

3. 建立有效地监管体制。足球职业化、市场化之后,足管中心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法规制度来进行有效地监督。正如政府和市场在社会中的角色一样,当市场面临失灵的时候,政府需要通过政策进行及时的规范和指导,进而保证市场能够有效地运行下去。例如监管部门有权对不正当竞争等违规操作进行调查和处理,对于渎职腐败等违法犯罪活动严加打击。

每一次的失意都会让我们对足球改革充满信心和憧憬,事实上改革道路却是曲折漫长的。现今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如果想让足球尽快彻底地步入健康的发展轨道,大刀阔斧的革命不可避免。其中最关键的是,足球市场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庄太量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

樊金标香港中文大学公共政策课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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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早报: 奢侈品牌需要社交媒体,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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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牌需要社交媒体,原因何在?
Nov 9th 2013, 01:45

本人是一名商科教授,在法国及新加坡两地任教◦本人很荣幸能不时有机会与来自各行各业的高管交流◦这些高管来自各行各业,包括:食品、餐饮、科技、制药、保健、交通运输及奢侈品等。

由于本人对社交媒体很感兴趣,所以与奢侈品及高端产品经理们交谈时,话题不时与他们如何在商业策略方面运用社交媒体有关。当谈到这个问题时,他们通常都这样说:社交媒体并非奢侈品牌应该使用的沟通工具。

他们说的虽有分别,但基本意思是一样的:社交媒体是「危险的」,社交媒体与奢侈品并不匹配。简而言之,奢侈品经理们视社交媒体为威胁,对他们没有好处。

首先,他们这种反应似乎很恰当◦奢侈品通常是通过在品牌及消费者之间制造距离而产生价值的。为了制造与品牌核心价值相符的形象,这种距离是有必要存在的。

然而,他们认为,奢侈品须远离社交媒体的另一理据是:两者在本质上不匹配。按常理来说,奢侈品是精英人士才用的,但社交媒体则支持多元化、民主等理念。

社交媒体的世界是扁平的◦这里每人都有发言权,每人都有自由与品牌接触和互动。在这里,人们期待品牌对他们的提问做出回应。但奢侈品牌则很难参与这种互动◦有人认为,两者之间互动越多,奢侈品在消费者心目中就会失去神秘感和独特性。

不过,奢侈品牌如果不使用社交媒体,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简单来说,他们错过了解客户的机会。

社交媒体对奢侈品公司尤其重要,原因何在?

最近有研究发现,消费者们交谈时多会提及奢侈品及高端品牌◦他们在网上交流时也会谈到高端品及奢侈品牌◦这是因为网上对话内容,不少都与个人外表及自尊心有关,与购买奢侈品及高端产品抒发内心感受有关◦这也与人们喜欢分享产品服务资讯有关。

奢侈品牌或高端品牌往往属于这一类别。例如,约拿•伯格( Jonah Berger)在其《Contagious》(疯潮行销)一书中就引述了这个例子:位于费城的Barclay Prime餐厅售卖了一种巨型汉堡包。这种汉堡包比一般汉堡体积大许多,配上冰冻凯歌皇牌香槟,价格为100美元。顾客对这种汉堡的口碑很好,所以对这家餐厅的钟爱程度与日俱增。

奢侈品牌须与社交媒体互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与其他普通品牌相比,奢侈品较容易与腐败、丑闻扯上关系。例如,早前内地便有高官被人拍摄到佩戴劳力士、伯爵、欧米茄或卡地亚等名牌手表,而这些名表每块都价值几千美元。

总之,奢侈品牌及高档品牌应支援使用社交媒体,与客户保持联系。为此,本人向它们提出三个建议:

首先,奢侈品牌不要以为让外界认识其核心价值,就等如破坏它们在客户心目中的神圣形象。巴宝莉( Burberry)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巴宝莉早前通过YouTube及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在网上播放其时装秀,以宣传品牌形象。

第二,奢侈品牌应通过网路增加品牌价值,并通过知名博主、网路艺术家及其他具创意人士阐释品牌价值,与各种群体及社区保持联系。

第三,奢侈品牌应重新创造并管理他们在网路世界里的品牌地位。使用奢侈品有显示个人身份的作用,因此奢侈品牌可以成立网上专属客户社区。例如宾士及宝马等汽车公司便建立了社区平台,邀请个别客户加入,与他们分享使用产品的经验。

杜博艾斯(David Dubois)是法国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市场行销学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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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早报: 三中全会 民间舆论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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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 民间舆论场的角色
Nov 9th 2013, 01:14

三中全会即将开幕,舆论报道也将进入新的高潮。汇聚北京的三百多位中央委员与中央候补委员,是三中全会的主体,但是在目前的新闻报道中,除了几位常委,似乎没有看见哪个中央委员站出来说话。即便是舆论热议的"383方案",有两位据说是主导者——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当选中央委员的李伟和代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当选中央委员的刘鹤,也是任凭民间做各种附会与猜测,而没有站出来澄清与说明。

三中全会之前的民间舆论场域,其实是由会议之外的力量所推动。他们言说的焦点虽然是三中全会,但除了在这些新闻文本中可以与三中全会建立直接关联之外,在实际层面,几乎不可能影响本次会议。根据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新闻简报,会议已收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下文称《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内的征求意见。这说明,至少中央政治局常委层面所希望在三中全会探讨的议题,早在几个月之前就成型了。因为,按照程序倒推,现在已接到意见反馈,之前应该留足时间给"党内外一定范围内"研究《决定稿》,再之前是中央下发《决定稿》—《决定稿》完成—《决定稿》起草—组织《决定稿》起草班子—确定《决定稿》大致方向,跑完这套过程,起码也要两三个月吧?

所以,三中全会虽然还有可能被党内各种潜在的权力联盟改变议题方向,如三十几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但至少过去几个月中,中央常委层面,对三中全会已有共识。顺便提一下,因为本次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是历届中最晚,有论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央对三中全会有争议,内部达不成共识,所以才推迟。这里大概有个误会。三中全会之所以选择11月9日开幕,是因为一年前的十八大是在11月8日召开,按照惯例,三中全会大致是在此前的全国党员代表大会的一周年之际召开,与本次会议有没有共识关系不大。

最近一个月以来,民间舆论场域中关于三中全会的议论,密集出现。其中有针对具体政策的建言献策,有针对政治体制的理念表述,也有一些人,是纯粹借新闻热点来展示存在感。但总的来说,推动这些舆论的力量,虽然在本次会议中,无法施加什么影响,但长远来说,依然可能在未来发挥作用。

中国运行一套精英政治体制,他们认为,有八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先锋队,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的集团,而人民需要接受指导。尽管民间热议三中全会,但真正参与会议的中央委员们,几乎完全不回应这种议论。由此可见,公共舆论对于政治方向的影响,在中国仍是小概率事件,缺少制度性保障。

不过,中国的公共舆论并没有因此而沉寂,反而越来越发达。在遇到三中全会这样的政治大事时,更是热闹非凡。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人民并不是真的容易受蒙蔽,需要接受一个"父权"式的"监护者",这不过是共产党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所发展出的一套政治修辞术。第二,最近三十年以来,中共告别"不断革命"的目标之后,开始形成日渐稳定的官僚体制,而官僚集团在意政绩、讲求理性算计,需要有人献言献策。而公共舆论空间,正是搜寻这些献言献策者的地方。

所以,中国的公共舆论场域虽然影响有限,但仍然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某种角色,未来,这种角色可能更加吃重。

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任何想影响会议的人,不可能在最近一个月以来,随着三中全会成为新闻热点才开始动手。而早在两三个月之前,在中央组织《决定稿》起草班子之前,就需要将信息传递给最核心的领导人。虽然中共并不在意民意,但为了官僚体制的顺利和稳定运行,也为了平衡不同利益集团、权力集团之间的争执,中共也在吸纳和关注来自民间舆论中的不同意见。只不过,这其中的周期要比较长。

毛泽东曾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正常的政党竞争是政治游说的基础,因为不同政党之间,都在争夺优质的智识资源。中国没有政党竞争,但党内潜在的派系之间,同样会为了某项政策,而在治理方式上展开竞争。这构成了中国式政治游说的基础。中国式的政治游说以说服中央七常委为关键。而七常委周围,又有一个同心圆式的智囊群体,最核心是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然后是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社科院、新华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等,如果想使自己所主张的政策受到重视,则起码需要接近同心圆内层。

中国式政治游说,有些是自中层发出,某个利益集团或权力集团,向上游说高层支持他们的主张,向下动员底层民众,公共舆论空间有人则或明或暗地呼应他们。在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他们所发出的主张,或许不是为了本次会议,而是为了下一次会议作预热。有些则是自下层发出,某些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期待中层或上层,关注到自己的主张,以求进阶。而民间舆论空间,正是他们施展的舞台。

中国式政治游说,虽然可以优化治理方式,但是存在极大不稳定性。这是因为不同的利益团体,所具有的游说能力严重不平等。中国当前的制度存在严重缺失,尽管公共舆论空间有时候可以发挥一点补充作用,但是效果依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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