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即将开幕，舆论报道也将进入新的高潮。汇聚北京的三百多位中央委员与中央候补委员，是三中全会的主体，但是在目前的新闻报道中，除了几位常委，似乎没有看见哪个中央委员站出来说话。即便是舆论热议的"383方案"，有两位据说是主导者——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当选中央委员的李伟和代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当选中央委员的刘鹤，也是任凭民间做各种附会与猜测，而没有站出来澄清与说明。
三中全会之前的民间舆论场域，其实是由会议之外的力量所推动。他们言说的焦点虽然是三中全会，但除了在这些新闻文本中可以与三中全会建立直接关联之外，在实际层面，几乎不可能影响本次会议。根据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新闻简报，会议已收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下文称《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内的征求意见。这说明，至少中央政治局常委层面所希望在三中全会探讨的议题，早在几个月之前就成型了。因为，按照程序倒推，现在已接到意见反馈，之前应该留足时间给"党内外一定范围内"研究《决定稿》，再之前是中央下发《决定稿》—《决定稿》完成—《决定稿》起草—组织《决定稿》起草班子—确定《决定稿》大致方向，跑完这套过程，起码也要两三个月吧？
所以，三中全会虽然还有可能被党内各种潜在的权力联盟改变议题方向，如三十几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但至少过去几个月中，中央常委层面，对三中全会已有共识。顺便提一下，因为本次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是历届中最晚，有论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央对三中全会有争议，内部达不成共识，所以才推迟。这里大概有个误会。三中全会之所以选择11月9日开幕，是因为一年前的十八大是在11月8日召开，按照惯例，三中全会大致是在此前的全国党员代表大会的一周年之际召开，与本次会议有没有共识关系不大。
最近一个月以来，民间舆论场域中关于三中全会的议论，密集出现。其中有针对具体政策的建言献策，有针对政治体制的理念表述，也有一些人，是纯粹借新闻热点来展示存在感。但总的来说，推动这些舆论的力量，虽然在本次会议中，无法施加什么影响，但长远来说，依然可能在未来发挥作用。
中国运行一套精英政治体制，他们认为，有八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先锋队，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的集团，而人民需要接受指导。尽管民间热议三中全会，但真正参与会议的中央委员们，几乎完全不回应这种议论。由此可见，公共舆论对于政治方向的影响，在中国仍是小概率事件，缺少制度性保障。
不过，中国的公共舆论并没有因此而沉寂，反而越来越发达。在遇到三中全会这样的政治大事时，更是热闹非凡。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人民并不是真的容易受蒙蔽，需要接受一个"父权"式的"监护者"，这不过是共产党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所发展出的一套政治修辞术。第二，最近三十年以来，中共告别"不断革命"的目标之后，开始形成日渐稳定的官僚体制，而官僚集团在意政绩、讲求理性算计，需要有人献言献策。而公共舆论空间，正是搜寻这些献言献策者的地方。
所以，中国的公共舆论场域虽然影响有限，但仍然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某种角色，未来，这种角色可能更加吃重。
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任何想影响会议的人，不可能在最近一个月以来，随着三中全会成为新闻热点才开始动手。而早在两三个月之前，在中央组织《决定稿》起草班子之前，就需要将信息传递给最核心的领导人。虽然中共并不在意民意，但为了官僚体制的顺利和稳定运行，也为了平衡不同利益集团、权力集团之间的争执，中共也在吸纳和关注来自民间舆论中的不同意见。只不过，这其中的周期要比较长。
毛泽东曾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正常的政党竞争是政治游说的基础，因为不同政党之间，都在争夺优质的智识资源。中国没有政党竞争，但党内潜在的派系之间，同样会为了某项政策，而在治理方式上展开竞争。这构成了中国式政治游说的基础。中国式的政治游说以说服中央七常委为关键。而七常委周围，又有一个同心圆式的智囊群体，最核心是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然后是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社科院、新华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等，如果想使自己所主张的政策受到重视，则起码需要接近同心圆内层。
中国式政治游说，有些是自中层发出，某个利益集团或权力集团，向上游说高层支持他们的主张，向下动员底层民众，公共舆论空间有人则或明或暗地呼应他们。在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他们所发出的主张，或许不是为了本次会议，而是为了下一次会议作预热。有些则是自下层发出，某些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期待中层或上层，关注到自己的主张，以求进阶。而民间舆论空间，正是他们施展的舞台。
中国式政治游说，虽然可以优化治理方式，但是存在极大不稳定性。这是因为不同的利益团体，所具有的游说能力严重不平等。中国当前的制度存在严重缺失，尽管公共舆论空间有时候可以发挥一点补充作用，但是效果依然有限。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