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记者去采访接红包，医生诊治病人索红包，老师取录学生收红包，公务员受托办事拿红包....... 中国这个红包的世界，岂有诚信可言。《新快报》因记者陈永洲受贿而恶言报导，商誉扫地，该报连忙道歉，实质无补於事。面对信誉危机，《新快报》应立即宣布拒收「红包」陋习，在社会上起带头作用，如此将是一个转败为胜的契机。
当记者一方面进行采访，另一方面收受红包，接受别人的好处；一旦对方言行有失，便难於客观批判，传媒的公信力因而受到质疑。内地媒体进行有偿新闻报导，长久以来是行业的惯例，海外新闻界视之为陋习，为所不齿。
以香港为例，记者工资低微，依然紧守廉洁，业内并不存在领红包的风气。相反，内地记者出外采访领红包(有名为「车马费」)，现金由一百至上千，并不罕有；且近年领红包的风气，也在升级。有被访者为了确保新闻报导能顺利刊登，红包交予记者还不如交给主管，金额也在增加，主管收受红包後再作分配。总之，利益上下有份，是业界收入的来源之一，不会轻视。
再说，内媒对外来文稿的刊登，收费可成千上万元，难以估计。这种有偿报导，遗害甚深，可以演变成受贿。陈永洲案正好暴露了这种有偿新闻，收受金额可高达数十万计；他的案子恶言失实报导中联重科的经营，《新快报》沦为私器，被利用作攻击他人的工具。当今内地经济崛起，人心浮躁，业内陋习未除，年轻记者急於求成，陷入犯罪深渊，确是令人婉惜。
我的友好在内地从事公关活动，为了吸引传媒捧场，每每都准备好红封包，否则不好办事。其中一名驻沪香港公关说：「我们初到上海，不惯於给红包，为免内心有行贿的罪恶感，遂按照香港清廉办事，但内地记者到场发现没有红包领，立即鸡飞狗走，门庭冷落。」另一名则补充说：「有一次准备红包不足，後来的记者没获派上红包，立即追问为何别人有自己却没有，显得吃了亏，也不好向上级交待。」
事实上，内媒收取红包，包括采访时领车马费，绝不可取。所谓「小来偷针，大则偷金。」记者收入微薄，每月一万或几千块，心态一旦不满足，红包收少少，不如多收一点点，搏一搏，变成愈收愈多，道德界线模糊，便可能陷於严重受贿的犯罪境地。陈永洲案正是新闻业内陋习的不幸写照。
新闻界以维护公罪利益，揭露政府贪污腐败为使命，肩负为民伸张正义职责，堂而遑之；但现实上却存在红包陋习之风，公信力受损，可说因少失大。现在内地传媒集团随着经济起飞的步伐，每年利润丰厚，动辄上千万及亿元计，内地传媒大有改善公信力的空间。虽然传媒涉及受上级政府约束言论等限制，但经营者仍可考虑增加新闻从业员的薪酬，取缔红包陋习，以提高公众对内地传媒的信誉。
事实上，无论医生丶教师丶公务员....都应抱专业操守，不能视乎红包多少而执行职责，内地各行各业都有取缔红包的必要。其实内地新闻界有志之士前仆後继，近月《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网上实名举报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去年《财经》副主编罗昌平，网上实名举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官商勾结，学历造假等。内地新闻界应提供良好环境，孕育正义的新闻工作者的成长，而不是存在「红包陷阱」，形成犯案的温床。
现在《新快报》商誉扫地，称言要加强管理，但看不出有具体措施。笔者认为，该报有必要带头拒收红包，取缔一切有偿新闻，乃及时挽回声誉的必要条件；人们期待《新快报》亡羊补牢，抱以清廉，持以中肯言论的新作风，令人耳目一新，彰显成社会上的一股清流，这将是陈永洲案所起的重要意义。
廖美香是《南华早报》中文网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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