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力量有多大?从一个为世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可见一斑,虽然情节可能是杜撰的。这个故事关于媒体大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 )与插图画家弗雷德里克•雷明顿(Frederic Remington)之间发的电报。 1898年西美战争(西班牙与美国)爆发前,赫斯特聘用雷明顿担任其报纸的插画师。
当时,赫斯特旗下的《纽约日报》(New York Journal)与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旗下的《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竞争激烈,两报都争相以煽情轰动的题材刺激销量,力求主导市场。其中,西班牙在古巴的所谓暴行都被两报大肆报道,并同时要求美国介入。
赫斯特派遣雷明顿前往古巴,描绘西班牙在当地的暴行。雷明顿在古巴逗留了一段时间后决定回国。离开古巴首都哈瓦那之前,雷明顿发了封电报给赫斯特。据说电报内容称:「一切都很平静。这里不会有战争,我想回国。」
据称赫斯特的回覆则是:「请留下,你提供插画,我制造战争。」
不久后,美国战舰缅因号前往古巴,象征美国支持古巴争取独立。缅因号却在哈瓦那港爆炸沉没,原因至今未明。不过,赫斯特及普利策旗下报纸迅速声称这是西班牙干的,并再次发起媒体攻势,要求美国反击。几个月后,美国就古巴一事对西班牙宣战,由此西美战争爆发。
中印两国的媒体观察人士经常抱怨,过去几年有影响力的印度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定会令赫斯特大为欣赏。
印度媒体报道经常出现类似标题:「中国紧张不安,或2012年攻击印度」、「印度准备和中国打有限战争」、「为应对中国,印度测试新一代高杀伤力阿格尼导弹」等。如果光看印度媒体对中国的描述,谁都会认为战争即将爆发。印度媒体还指称金星和火星是中国的无人机,还有几次报道称中国士兵骑骡子越境巡视。
印度学者努拉尼(AG Noorani)称印度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蛮不讲理、狭隘且令人尴尬」。他表示,印度媒体不时依据匿名人士的消息,报道中国入侵印度边境,并长篇大论地声称要保家卫国,却不解释中印边境错综复杂的情况。努拉尼是资深媒体评论家、宪法专家及历史学家,写过许多文章讨论中印边境问题。
不过,由此推断印度广大媒体都是一言堂,也许并不公平。印度拥有8.2万种报纸,印度的纸媒市场十分巨大且形形色色,原因之一是印度语言很多样。因此,对中国中立甚至是和平的报道也是常见的。但显然,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更为突出。因此,对中国的态度以对抗为主流,认为中国是个威胁,声称中国觊觎印度的领土。
印度东部主要的英文日报《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亲中派资深编辑艾西什(Ashis Chakrabarti)表示,当提及外交事务时,无论何处的媒体都会变得很爱国,只要看看美国就知道了。基本上所有媒体的立场都是「无论错与对,这都是我的祖国」。但由于1962年的中印战争,加上中国崛起成为经济超级大国,以致印度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总带着受伤害的口吻。如果不能打败对手,便激怒他们──这似乎是印度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卖点。
1962年中印爆发历时很短的边境战争,印度遭遇惨败,印度人对中国的态度由此受到影响。这次战争爆发前,中印关系长期友好,印度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也一直是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因此当中印战争爆发,便被视为是背叛了友好关系。即使当时一系列问题都成为开战的因素,但两国的边境纠纷点燃了导火索,印度人永远都会记得这一点。
除了有些持相反意见的媒体,偶尔提及印度在半个世纪前边境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外,一般媒体很少提及此事。印度以前遭受殖民统治,令边境划分混乱不堪,才导致日后的边境纠纷。但同样,这一情况也从公众记忆中抹去。印度的历史是不断被侵略的历史,1962年中印战争的残留记忆,便变成了中国无缘无故突然侵犯印度的领土完整。
印度对中国长期反感,雪上加霜的是新闻业的收入问题。印度几乎整个媒体界都是私营企业,受到利润驱动,而且业界竞争极为激烈。因此,将中印冲突作为主题很有商业吸引力,尤其全天候新闻频道开通之后,都指望制造战争话题,以提高收视率。
努拉尼将媒体蛮不讲理的民族主义情结直接归咎于电子媒体。他表示,电视要一并迎合受教育人士和未受教育人士的口味,因此报道外交政策相关的新闻时欠缺应有的深度,导致市场充斥极端意见,而报纸为竞争,也争相效尤。
努拉尼表示,新闻选题以争取收视率为先,形成了好战风气。他表示,学术人士希望出现在电视上,以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发表言论。为了实现这些目的,便有必要出言尖锐,以配合新闻频道「团结一致对外」的新闻选题。大声喧哗可以吸引注意,歇斯底里就更好。印度人不再对温和的观点感兴趣。
历史学家沉丹森(Tansen Sen)密切关注中印两国媒体报道。他认为,问题不仅限于印度,中国媒体同样突出报道印度的负面新闻。
他表示,经常在电视上讲话所谓的中印专家,并没有指出事态背后的复杂性,也没有区分哪些是夸张的言论、哪些才是真正的新闻。他表示,由于中印两国对彼此的研究不足,导致大部分专家对对方的国家了解有限。
沉丹森表示,负面报道可导致双方打罗圈仗。他举例说明称,中国报纸的社论对印度提出批评,印度媒体引述报道时,会将这些社论视为中国政府的声明。然后这些印度报道又被翻译成中文,成为印度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唐璐表示,印度不理解中国媒体的多样性,但中国也同样没意识到印度媒体市场和新闻选题的复杂性。中国往往将印度媒体报道当做印度民意和政府意图。她表示,印度媒体往往将中国描述成印度的威胁,而中国媒体又往往贬低印度。
唐璐表示,中国媒体流行话题之一便是将印度与中国做比较,强调印度的劣势,以此建立国家自豪感。她认为这是一种肤浅的爱国主义文化。
她还表示,对于印度扩充军备、边境问题及印美关系的新闻,中国媒体反应很快。由于这些消息许多都来自印度媒体,其中固有反中偏见,经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加工后,文中的恶意更胜。
中印两国对对方的持续负面描述,对两国民意产生巨大影响。 2013年印度民意调查显示,仅9%的印度人认为中国不会威胁印度,而84%的印度人想法正相反。
据皮尤全球态度项目(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的最新民意调查表明,仅23%的印度人认为印中两国间属合作关系。中国有39%的人认为中印关系以合作为主的,低于2010年的53%。这主要是两国媒体互相敌对的报道所造成的。
沉丹森是新加坡举办的中印媒体论坛创办人之一,该论坛是为了解决上述的新闻失真问题。他表示,论坛旨在开拓途径,令中印媒体、电视讲者及学者能够合作,提供有用但又并非批评性质的媒体报道,以促进中印两国互相理解与认识。
这一想法如今已经流行开来,越来越多组织、以至两国政府人员都加入行动。今年8月在北京,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Global Times Foundation)及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India's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推出了第一个中印媒体交流项目,举行了为期四天的会议。而上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名照及印度外交部长萨尔曼.库尔希德(Salman Khurshid)出席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首届「中印媒体论坛」。
和平或许即将到来,即使媒体界尚未如此。艾西什已注意到微妙变化,尤其是印度的商业媒体。中国的《环球时报》内容向来不乏沙文主义,印度媒体要证明中国好战的时候,也最爱引用该报的文章。但最近,《环球时报》开始对媒体问题采取调和态度,刊登文章采用标题如「强调中印媒体积极作用」及「中印媒体有助推动两国关系」等。赫斯特会从坟墓中跳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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