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央公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建议》，提出"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即所谓的"以房养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最近又有媒体报导称政府已就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达成共识，更让人担忧企业和劳动者是否会因此而不堪重负。
养老问题的频繁出现，是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必然结果。从古代起，国家、城邦的兴衰便与人口息息相关。人类繁衍、成长的自然规律，决定了人口数量、结构的变化是缓慢、渐进的。但就是这样不易察觉的变化，会给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长远、深刻的影响。
当代社会，人口结构在地缘上处于相对稳定阶段，但其内在特征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其中对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是年龄结构的变化。直观上讲，生老病死的自然过程会影响人类的生活能力、工作能力和消费习惯等等，投射到经济生活中，就会影响到整体创新能力、经济增长动力和社会保障压力等方方面面。目前，中国就处在这样一个由人口红利向人口老龄化转变的十字路口，不断迫近的老龄化问题，或许正在使中国经济在保持多年高速增长后逐渐放缓。
据统计局统计，2012年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9亿人，占总人口的14.3%，比上年末提高0.59个百分点。一般来说，一个地区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0%，这个地区就被认为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经面临老龄化的风险。
老龄化给中国带来的风险主要在劳动力资源下降和养老支出增加两个方面。前者主要体现在劳动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和劳动人口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后者的问题主要在于养老金缺口的扩大和社会保障压力的增加。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凭借充沛的劳动力供给跻身"世界工厂"，但随着老龄化的来临，中国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正在减少。 2012年中国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9.37亿人，比上年减少0.6个百分点，是多年增长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首次下降。而联合国预测资料显示，更广意义上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至64岁人口），将在2016年后出现负增长。一些相关预测显示，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将使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降1至2.5个百分点。
同时，中国人口结构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也使劳动力资源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目前，中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化不足，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受到户籍、土地制度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因此出现一方面农村有大量闲散劳动力，而东部沿海地区同时又出现"用工荒"的情况。
此外，老龄化还将加剧老金储备不足的风险。根据中国社科院报告，2011年中国14个省份养老金缺口767亿元。而就全国而言，按照世界银行标准统计中国养老金储备仅占GDP的2%，同期全球比例最高的挪威为83%，日本为25%，美国为15%。养老金缺口的危险性在于目前转移支付的养老金发放方式不可持续。尽管在当前，由于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口的比例仍相对较高，用在职职工缴纳的养老金替发退休者的养老金可勉强保持平衡，但随着劳动人口的继续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上升，养老金缺口将不断扩大。中国劳动赡养比在2012年上升到44.4%，较上一年增加1.2%，表明中国社会抚养负担正在加重。根据中国银行估计，到2033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将达到68.2万亿，相当于当年GDP的38.7%。
另外，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医疗、护理方面的需求也将不断上升，社会保障将面临巨大压力。目前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呈现倒金字塔形态，也被称为"421家庭"，即由夫妻双方父母四个老人、夫妻两人以及一个孩子组成，不需要严格的推导就能看出，当这个孩子成年之后，有可能需要抚养六个老人，这个时候，社会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就显得必不可少了。而目前，正规的养老机构和护理服务，还远没有普及。
笔者认为，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应从养老制度安排、社会道德和新人口增长三方面入手。首先，养老从经济学上来讲是一个财富转移支付的过程，其中既包括个体的代际转移支付，也包括不同经济部门间的转移，这个过程同时还受到通胀、制度变革等多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因此，兼具适应性和可持续性，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养老制度顶层设计，是应对老龄化危机的制度保障。具体来说，养老金的投资运营应更多考虑通胀因素对资产价值的影响，例如可将一定比例的养老金投资到与通胀水准挂钩的金融产品中。同时，可以通过补助和税收优惠等措施激励居民参与多种形式的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公共养老的补充。此外，可以尝试将个人养老金与消费挂钩，即通过财政出资，将一定比例的个人当期消费返还到养老金帐户，这样既可以刺激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又补充了养老金。
其次，社会道德将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刚刚进入老龄化的社会，仅仅依靠传统的道德箴言是不够的，需要时间来进行新的道德准备。最后，如能通过逐渐放开计划生育来促进新的人口增长，将有助于降低人口抚养比，减轻养老负担。
庄太量中大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
陆晨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研究部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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