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李克强真的准备大幅放宽对跨境资本流动的严格管制，则将反国际经济新思潮而行。
几十年来，正统经济学理论一直宣称，新兴市场应当放开金融体制。
任何背道而驰的做法都会饱受指责，如1998年亚洲货币危机高峰期间，马来西亚禁止资本自由流动以稳定令吉汇率，却招致一片声讨。
但最近，正统经济学说的立场开始逆转。
就以斯坦利•费舍尔（Stanley Fischer）的彻底转变为例。1994年至2001年期间，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的费舍尔积极支持IMF反对资本管制的强硬立场。
但在2005年至2013年6月间，担任以色列央行行长的费舍尔改弦更张，开始以另一种眼光看待资本自由流动。
在此期间，美联储为应对2007年的信贷紧缩，推出了宽松政策，导致资本大量流入国际市场，以色列货币新谢克尔短短数月就暴涨25%，当地经济面临衰退威胁。为此，费舍尔多方设法，试图遏制资本大量流入以色列。
但是，用税收和监管来遏制资本流动都不是短期可行的措施。他坦言：「实际上，我们主要依靠干预手段」。
经验就是教训。费舍尔承认，短期资本流动往往弊大於利，确有必要减轻其影响。
改变看法的不只费舍尔一人。2010年，亚洲开发银行就建议成员国考虑控制资本流动，阻止热钱涌入引发资产泡沫和通胀。
现在，美联储快将撤回货币刺激政策，IMF现任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承认，资本管制或有助於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应对资本大量流出的冲击。
拉加德上月对几位央行行长表示，市场干预或许有用；又称过去「资本流动管理措施曾经见效」。
对一些市场而言，今後资本管制措施恐怕不仅仅是有用，而是至关重要。
里昂证券策略师罗素•纳皮尔（Russell Napier）指出，虽然与十年前亚洲货币危机期间相比，大部分亚洲国家的经济状况已大有好转，但一些东欧市场情况仍然不妙。
许多东欧国家的外债总额已经远高於国内生产总值30%的危险水平，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国的外债比率则达到1997年泰国或印尼的水平。
纳皮尔警告说，更不堪的是大部分外资持有的本币债务均由开放式基金持有，一旦外界预期市况走弱，就会推动基金单位收益率上涨，导致基金亏损，进而引发赎回潮。
他说，东欧市场流动性不高，一旦发生赎回潮，基金经理就会竭尽全力出售一切可能卖出的资产，来满足投资者的变现要求。这样，影响就会蔓延到亚洲一些状况相对良好的市场。
他认为，面对迅速蔓延的危机，各国政府会很快采取措施，限制资本流出。纳皮尔说：「资本自由流动危害极大，必须加以制止。」
纳皮尔极为罕见地作出悲观预言，但他认为发展中经济体应控制资本流动的看法，却逐步赢得认同，成为主流意见。
而在中国，资本管制是现行政策。从国际趋势来看，李克强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还不是解除管制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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