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早中文网讯）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刊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该文章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美国已完全没有可能重构世界秩序。而中国也面临着全球化的问题。中美这方面具有巨大的共同利益。
他认为，只有中美合作，才能形成一个新的和可行的世界观和全球观，构建全球治理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便会回到前些年提出的G2概念。但G2的概念需要重新阐述，不应当指中美两国集团，而是两国合作来共建国际秩序，一个既有利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其他国家的制度安排。
郑永年指出，当中国说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不仅要保证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也是要保证世界的和平。
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在西方，这几乎已经被视为是国际关系的"铁律"。
他指出，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因此人们对中美关系极其悲观。
他概括道，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不仅像美国、日本和印度那样的大国开始担忧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对现存国际秩序构成威胁，中国周边的小国更是担心，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对它们各自的国家利益甚至安全构成直接的挑战。这些年来从朝鲜半岛、东海、南中国海、印度洋和中印边界所发生的连续不断的事情，也似乎在印证着人们的担忧。随着美国"重返亚洲"，很多亚洲国家开始靠向美国，寻找一个安全保证。而这些国家的行为又导致中国的担忧，也就是美国和其联盟要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崛起。
他认为，对中国来说，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至少具有两个目标。第一是最低目标，即要尽力避免走向大国争霸的悲剧，第二是最高目标，即和美国合作共同构建和维持国际秩序。
而在实现最低目标方面，中国自邓小平开始，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确定了和平崛起的途径。邓小平时代的政策目标是"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政策。进入1990年代后期，中国更进一步提出"和平崛起"的政策。之后，为了回应国际社会对"崛起"概念的敏感反应，中国改成"和平发展"。在胡锦涛后期，因为大国关系显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又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目标。应当说，这些政策目标的变化相当及时，符合实际情况的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到现在也已经有三十多年了。这段期间，中国不仅保证了周边的和平，而且也承担着其所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为国际秩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联合国体制下派军舰到索马里护航等等。也就是说，前面的两个政策目标"韬光养晦"和"和平发展"是成功的。
他说，中国如何实现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政策目标。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和美国合作重建、共建和维持国际秩序。
郑永年指出，美国冷战后促成了经济的全球化。全球化导致各国间高度的互相依赖关系，从而为新的世界秩序提供了一个结构性条件。人们甚至可以说，互相依赖就是世界秩序。全球化尤其改变了中美关系的结构和性质。从经济上说，中美两国的高度依赖性，超出了世界经济史上任何两国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有美国经济史学家把中美两国关系称之为"中美国"。
他阐述了全球化对中美及世界的影响。首先全球化本身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环境，对旧的、建立在主权国家经济之上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致命的影响。经济的全球化表明，包括人、财、物等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对主权国家来说，经济主权流失得很快，甚至已经再难有经济主权了。其次，经济全球化不仅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而且给各个国家带来的好处很不平衡。再次，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内部造成的困扰，主要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高度分化，从而对社会秩序产生冲击。
他说，全球化为美国产生了两股互相矛盾的力量。一方面导致了美国力量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美国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强大过。但另一方面，几乎是同时美国霸权开始相对衰落。在毫无有效制约的情况下，美国帝国过度扩张，世界警察职能不再。
在美国遇到各种困难的同时，其同盟也是如此。在亚洲，美国主要在加强和传统盟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同时也想培养新的盟友，例如印度。但同样，美国在这些国家的信用度日益下降。美国再也难像在冷战期间那样，对亚洲国家作大量的投入。
他判断，美国仍然只是在被动地应付其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没有能力来构建一个新的秩序。美国回应的是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全球化，二是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美国已经完全没有可能重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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