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与官员近期通过国内媒体发起行动，决然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一切源自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8月在一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当时强调要加强意识形态思想工作，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治理理念。他并未提到「普世价值」一词，但许多评论员却为了自身利益考虑，对这番讲话作出特定解读。
不过，他们否认民主丶人权和宪政等西方普世价值的存在，显然是无的放矢。
笔者早在2007年就着有《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Tradi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the Ideological Context of Sino-US relations)一书，提出这类意识形态问题。习近平自上台以来，在平衡各个政治势力方面一直表现极佳。但针对「普世价值」发起意识形态攻击，同时又提倡「新型大国关系」，无疑是自相矛盾；後者的目标显然在於中美之争可以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
习近平的本意未必旨在否定「普世价值」本身，而是想先发制人，阻止任何企图把中国全盘西化的行为。
中国古来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中国哲学从未提出存在论问题，笛卡尔的怀疑论也从未在中国哲学思想中出现。中国的「道」探讨万物本源问题，这已是最接近存在论的学说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中国人而言「普世价值」并非直观易懂的概念。因此，自1919年爆发反传统的「五四运动」後，中国意识形态的这一处空白毫不意外地被西方理论填补。
习近平认为「中国梦」的核心理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必须处理这些已被许多国人接受丶并得到全球广泛认可的外来概念。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用全新眼光审视西方「普世价值」的真正含义，探究这些概念为何得以主导我们的政治语言，从而打破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超然地位。
首先我们应该对这些西方概念进行理性分析，而非一味否定。毕竟，许多概念在其他文化背景下已取得了良好效果。
可以肯定的是，很多概念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例如，除非我们接受上帝创世说，否则就无法解释清楚普世人权的核心概念「人人生而平等」。此外，「社会契约论」虽然起源於启蒙运动，但这种政治哲学本质上却与历史无关，倡议者只热心於探索个人政治义务的极限。但对於中国人来说，没有半点历史依据的政治理论，几乎是无法理解的。
然而，这些西方理论已成为强大的分析工具，用以阐释不同的政治制度。例如，「社会契约论」可用来「解释」或阐述人类如何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或政治状态。但在中国传统理论中，个人并不以自然状态存在，只有具备社会关系才称得上真正的个人。按照中国的哲学思想，自然之道是指动物在无为的状态下相互对立。
更重要的是，西方的许多理论都能成为意识形态武器，可以用作外交工具来抹黑对立国，或要求别国履行超出其承受能力的国际义务，更可以用来否定诸如中国等「非民主」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此外，由於契约产生义务，因此这种形式的理论还能轻易延伸，把「全球公民」或「全球公域」等概念也囊括在内，要求国家承担新的义务, 哪怕现实中并不存在管辖全球的主权机构。
只要国际制度被西方价值观和规则主导，政治合法性丶全球共同利益和国际义务等概念的真正解释权就由西方掌握。所谓「社会契约」，并非世界大多数人口与联合国等名义上的全球组织达成的真正契约，而是为遮掩国际政治权力游戏的完美面具。
从政治角度来看，习近平意识到有必要反驳伪装成「普世价值」的西方价值观，这一点上他的直觉是正确的，但同时他也非常明智，并未直接质疑这些价值观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能否有效实践。
然而，中国宣传机关却不负其名，选择了一个错误目标发动攻击。许多评论员集中质疑「普世价值」是否存在。但若是否认「普世价值」存在，他们自己也没有多少馀地来进一步辩论。
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切实际的攻击是一种拙劣的表述。政治表述可以增强也可以削弱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中国也不例外。事实上，这种差劣的政治表述与中国对政治改革的荒诞争论相似。中国领导层经常谘询改革体系的方式，但辩论往往走向两个极端：一种主张全盘西化，另一种则是完全否定西化。中间路线并不存在。
一些西方理论已成为国际普遍认可的「普世价值」。因此，最佳办法是接受那些我们认可的「共同价值观」，同时也要了解：这些概念能否真正实践，也因不同情况而异。习近平在处理薄熙来案时表现得非常出色，让大部分国人都感到满意，他并没有必要否定「普世价值」，这样做不过是徒劳而已。
相蓝欣是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现正在设於华盛顿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跨大西洋学院任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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